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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汉书地理志包括上、下两分卷，是班固新制的古代历史地理之杰作。历史的时、空不可分，故写历史必记及地理。此志，首先叙述汉以前的地理沿革，着重写了《禹贡》九州和《周官》九州；接着叙述西汉的地理，以郡国为条，用本文加注的形式，依次写各郡国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理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项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路交通，等等；并总记了西汉平帝时郡、国、县、道、侯国的总数，全国的幅员，土地面积，定垦田、不可垦地、可垦不可垦地，民户、人口总数等；再就是参考了《史记·货殖列传》写各地风俗特产的内容，汇总了刘向“略言其地分”、朱赣“条其风俗”的成果，加以班固本人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和研究，按经济和风俗特点区分地域，写了各个地域的范围、历史、地理、民生、风俗和特点，以及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情况。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本志重点在“风俗”，意在说明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提示为政者注意各地风俗，从地理实际出发以施其政。
《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我国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分》二篇，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单交待；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中间是主体部分，是班固的创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下，都记有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出汉平帝二年的全国人口数为59594978人，这个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它却是当时全国各郡县户口数汇总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在县、道、邑、侯国的项下，则根据地区特点，分别选择有关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和民情风俗等等，各郡写法体例一致，便于对比、查找，为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全书还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如在上郡高奴县下记 有洧（wěi，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 ，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在西河郡鸿门县下记 有天封火井祠，火从地出也 ，这里所记的火井，就是天然气；据统计，它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的分布情况；书中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300多处，记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历史影响
班固创立《地理志》以西汉时期的孤域政区为主，分录其山 川物产等内容。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 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的地方，对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较详细的记载。此书对于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 具有重要意义。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更多地涉及到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评价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3]》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开创政区地理志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
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曾大兴的主要著作
这个《汉书·地理志》是由班固所著，在那个年代，想要走个远门都困难，这个班固居然将天下近百分之八十的地理地貌都记录下来，汇成了一本图册再加上文字记述，这样的东西就相当于现在的卫星啊，虽然不能实时定位，但是这样一本地图类型的书籍，怎么可能不发扬光大呢。
《汉书·地理志》是正史中第一部地理志，它开创了以政区为目录来记述当时地理情况的先例。当时的政治地区是以区县来划分的，而这部书更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编著的，于是当时的人们很容易就能看懂，而且很容易很清晰的就能看懂这个东西，不用太过专业的知识就能很容易的看懂当时的东西，那肯定是方便了很多人啊。
《汉书·地理志》作者把它分为了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条理清晰。第一部分就简明地阐述了西汉以前历代的疆域沿革的区域；第二部分则是以西汉的行政区域，作为纲详细地介绍了西汉的地理情况和地质，让人清晰条理；第三部分简述了十一个区域的兴盛衰亡的历史和经济地理。这样博学的图书肯定是作为了国册来收藏的。
对当时的政府来说，中原是地大物博，但是要是不知道自己地区里面有什么那是很可悲的，于是这本书应运而生，为秦汉统一的中原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制度提供了历史依据，这就是它作为一部正史地理志而被秦汉及以后的王朝特别推崇的原因。
1，《柳永和他的词》，专著，31万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1年再版。本书系国内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柳永的学术专著，在海内外词学界产生重要反响，被公认为是一部“新意迭出”的词学著作，国内许多大学的词学博士点、硕士点与“古代文学精品课程”将其列入“必读书目”或“重要参考书目”。作者本人被公认为国内著名的柳永研究专家。
2，《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专著，37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本书作为“199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出版以来，在历史地理学界和古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要反响，被公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蓝勇编撰的“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将本书列为“重要参考书”，多次引用本书的观点和材料，其中“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这一节，即是根据本书有关内容改写而成。今天，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学术界蔚然成风，作者本人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开创者”。
3，《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专著，20万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本书为“1996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分上、下篇，上篇为“流行歌曲的文化阐释”，下篇为“南北民歌与南北文化”。自出版以来，获得广泛好评。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当代流行歌曲的专著，也是第一部从南北文化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民歌的专著。国内部分高校将其作为“艺术欣赏课程参考书”。
4，《词学的星空》，专著，32万字。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20世纪词学名家的列传。被学术界称为一部“纪传体的词学史”，“有丰厚的思想，翔实的史料，条理明晰的分析”，“同时能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快感。”
5，《中国古代词曲经典导读》，专著，与刘庆华合作。35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曾大兴负责唐宋词部分，约30万字，汇聚了作者多年来讲授和研究唐宋词的心得。刘庆华负责元曲部分，约5万字。
6，《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专著，30万字，中华书局2011年版。本书系《词学的星空》的姊妹篇。《词学的星空》是一部关于20世纪词学名家的传记，《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是一部关于20世纪词学名家的研究专著。20世纪词学是词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本书对王国维、胡适、胡云翼、冯沅君、俞平伯、浦江清、顾随、吴世昌、刘尧民、缪钺等10位北派词学名家与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夏敬观、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陈洵、刘永济、詹安泰等10位南派词学名家的词学思想、研究方法等等进行了深入、系统而富有创意的研究，首次提出了“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概念，在学术界有良好的反响，被认为填补了词学领域的一项空白。
7，《文学地理学研究》，专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3月版。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小结。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篇十三章及四个附录，上篇五章为“宏观研究”，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象与任务、意义与目标，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主要理论问题，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问题，文学与气候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价值问题；中篇四章为“两河流域民歌之比较”，比较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歌在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上的差异，属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下篇四章为“岭南文学地理”，探讨岭南的气候与文学、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背景、广东文学景观的地理分布与地域特征、建立广州文学馆的意义与基本构想。属于用文学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区域文学地理。附录一，就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出商榷；附录二，探讨古代歌谣理论；附录三，为广东文化辩护；附录四，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统计表。本书自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重要反响，被认为是作者继《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之后的又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力作。
8，《唐诗十二讲》，讲义，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2011年9月，“超星学术视频”决定拍摄作者为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开设的“唐代诗歌”这门课程，本书即是为这次拍摄工作而撰写的一部讲义，也可以说是作者自1985年以来在大学中文系讲授唐诗的一个小结。
9，《唐宋词十八讲》，讲义，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2012年2月，“超星学术视频”决定拍摄作者为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开设的“唐宋词”这门课程，本书即是为这次拍摄工作而撰写的一部讲义，也可以说是作者自1985年以来在大学中文系讲授唐宋词的一个小结。
10，《文学地理学》（一），主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本书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年刊。
11，《古今流行歌曲研究》，专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本书从文化学、文学的角度研究流行歌曲的歌词，把古代流行歌曲和当代流行歌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旨在提高人们对当代流行歌曲的认识。总论部分，考察古今流行歌曲的文学演变；第一、二、三、四、五章，考察古代流行歌曲，包括刘邦、曹操、李白、白居易、李后主、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人创作的流行歌曲；六、七章考察当代流行歌曲，其中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作者认为，当代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学水平不高，其主要原因是诗人们还没有参与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如果诗人们能够放下身段，学习音乐，参与当代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那么其文学水平一定会有显著的提高，甚至会出现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唐宋词（唐宋时期的流行歌曲）的发展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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